• 我的父亲唐君放

1979年9月10日，我爸唐君放因患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去世了。转眼已经整整30年过去了，爸爸的音容笑貌仍旧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每当我想起爸爸，仍止不住会眼眶湿润，言语哽咽，内心非常难过。每当我见到爸爸的同事，听他们说起爸爸时，就更加剧我的难过与思念之情。这30年，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让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物质生活有了本质上的改变与提升。然而爸爸却在这变化将要到来之前早早的离开了人世，丝毫未能享受到改革的成果、未能亲眼看到他期盼但又不可能预见到的这巨大的变化。这30年，我们度过了人生中宝贵的青春和奋斗的而立之年，现已进入积累与回顾的中老年阶段。在这过程中，我们有事业的成功喜悦和遭遇挫折的难过、有家庭与婚姻的乐趣与烦恼、有新旧思维的撞击和对人世间很多问题的思考。但我却不能像三十年前那样与爸爸一起分享，得到他的教诲与指导。我深深地怀念他，他的音容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脑海中而消逝，他的教诲不会因为时代的变化和我记忆力的衰退而被遗忘。

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在我们年轻成长的时期，正值国家动荡，多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知识的轻视，使人们不能全身心的学习知识。虽然我有幸能于七十年代初在黑龙江兵团通过推荐和考试进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但是当时学校的氛围，仍然是政治导向为主，在学习时间上，几乎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去学工学农和学军；在学习内容上，几乎没有文学著作可读，（因为英文原版著作都被图书馆封起来不让借出）我们整天读的不是充满政治词汇的Peking Review，就是被大量删减和简化了的短篇文章。在学习氛围上，由于左倾势力的存在，同学们不敢明确的表现出浓厚和强烈的学习兴趣。

在大学期间，我并不是每周末都回家。但每次周末回家时，爸爸都会问我学校的形势和学习的情况，并把新华社对外部对外报道的英文版News Report给我，作为我学习英文的补充材料。在与爸爸交谈过程中，我记得爸爸跟我说的最多且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他不仅希望我们多读书，而且积极鼓励我们向社会学习，增长见识。记得在大学期间，每年寒暑假，我和同学们到外地和农村去做社会调查，爸爸都非常支持和高兴。对于爸爸这句话的含义，我当时更多的理解是，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学好知识。因此尽管当时有各种形式的干扰，但是受爸爸这句话和老师的积极影响，我还是以正确的学习态度，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打了一定的语言基础，在之后的工作中有所受用。当我逐渐长大成人，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工作时，我更加深刻的理解了这句话的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努力学习，这不仅包括书本知识，也包括社会见识等。第二层含义是要将知识运用于实践，并对社会作贡献。这句话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它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一生的行为习惯和价值理念，驱动我不断的学习，充实自己，并尽可能的在每一个岗位都力图胜任。虽然直到现在，我都不可能达到我爸爸的学识水平，但我努力不辜负爸爸的期望，在这三十年中，不管做任何工作，都勤奋努力学习，并在实践中享受学习的乐趣和检验人生的价值。

现在回想起爸爸，他是这样教导我的，他自己短暂的一生也是这样实践的。认识和了解他的人，都以“他是一个很有才华，又非常能干的人”来评价他并为他的英年早逝而惋惜。他的祖父是光绪进士，父辈也曾赴国外留学。爸爸从小受家教与私塾的传统文化教育，有非常好的文化底蕴。他于1943年考上成都燕京大学新闻系。在校期间，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和好友于谷等三人创办了《北极星》文学社团。通过墙报等形式，介绍俄国文学。之后又主持学校进步刊物《燕京新闻》，并担任总编辑。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年代，《燕京新闻》由最初的学生实习报纸，逐渐成为“反映并鼓动学生参加反对美蒋斗争的政治性报纸”。他以革命的激情、犀利的笔锋和渊博的学识，不说空话、大话和假话，撰写和修改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文章，在当时的燕园，这份学生办的实习报纸起到了配合共产党唤起青年学生反对国民党迫害，传播革命思想，支持统一抗战的积极影响。爸爸一生从事新闻工作，从五十年代初直至七十年代末他发现癌症住院，他一直在新华社总社负责国内新闻对外报道编辑工作。他全身心的投入新闻事业，忘我的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小的时候，他都是在深夜我们熟睡之后才回家。据他的同事回忆：“他每晚在办公室，不是工作，就是读书。”在他患癌症在家养病期间，每天早上，还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读书。同学同事们到医院看望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对外报道工作和当年的燕京新闻。爸爸的才华是因为他对知识的追求与积累、他的作为是因为他对工作的倾心投入和对新闻事业的高度热爱。比起爸爸他们这一代人，我们是多么惭愧啊。

入党意味着奉献，而不是索取或其他

我在北大上学期间被党小组推荐入党。入党的整个过程我至今印象深刻，因为我爸爸对此非常重视。首先是家庭调查，因为要详细了解三代家庭成员情况，对我家的调查时间很长。记得当时我们在北京郊区学农，爸爸给我写了一封很厚的信，详细的向我叙说了他的家庭和我妈妈的家庭每个成员的情况。之后的入党审查会上，我记得党员同学问我最多的问题就是对家庭的看法。入党被批准后的那个周末，我回到家。爸爸与我进行了一次很严肃的谈话。那次谈话让我记忆犹新。记得他当时很高兴，但还是严肃的对我说：“解放以前入党是要准备杀头掉脑袋的，入党时要宣誓几个不的。”他随即递给我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黄旧小本子让我看，我印象中，上面至少有：不怕牺牲、不背叛党组织等七八条。他意味深长的对我说：“现在是和平时期，不会在战场上牺牲，但意味着要更多的奉献，而不是索取或其他。”其他的话我记不清了，但这句话让我永生难忘。爸爸在世时，自己生活很简朴，对当时有些党内领导干部利用特权，谋取私利非常反感。现在回想起来，爸爸对我的要求，凝聚了他对共产党宗旨的理解，他一生的实践，体现了他对党的事业的不懈追求与奉献。

爸爸出生在四川一个缨簪之家。但他在年轻时就早早离开了这个家庭，与我的伯父唐振常双双考到燕京大学读书。爸爸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先锋队，投身于革命事业中。因为多方面的原因，我对爸爸的过去了解得很少。但是从爸爸的同学和同事们的纪念文章中，我有所了解和感悟。他思想解放、追求进步、信念坚定、为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全身心奉献。

• 陪同外宾游览长城，右三为唐君放

年轻时，爸爸在燕京读书时主持的燕京新闻是他最初追求进步、投身新闻的平台与结晶。在爸爸给曾经是他的燕京的同窗同学于谷叔叔的信中，他多次写到对燕京新闻的回忆。从这些话语中，我可以想象到当时他们的激情和奉献。他写道：“当我一页页（燕京新闻）翻下去，往事犹如在眼前，记忆之花放出了异彩，确实是不平凡的日子啊！不要小看那些峥嵘岁月，我们是在历史中诞生的，我们并没有完全愧对历史。”当时，他们这些不满二十岁的学生，离开家庭的舒适生活，满怀激情，吸收先进思想并投身于爱国的革命事业中，为推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贡献自己的力量。1948年国民党在前线战场上节节败退，在后方则把大批革命人士和进步学生列上黑名单。予以追捕。爸爸也因积极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活动被列在黑名单之上。后经组织安排到香港文汇报工作，参与了文汇报的创建工作。在文汇报创刊纪念文章中和当时的总主编徐铸成回忆录中，都提有到他们当时艰难的工作环境，并对爸爸的工作非常赞赏。北平刚解放，爸爸妈妈一起立即回到祖国的怀抱，积极投身全中国的解放和支持国家建设的事业中。

中年时，他们经历了五十年代初期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和后期复杂沉闷的政治年代，以及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然灾害和后期的文化大革命。他一直是主持国内新闻的对外报道工作。从一些回忆爸爸的文章中，我了解到，他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客观的新闻原则，审时度势，举重若轻，组织和撰写了很多有影响的对外报道。文化革命期间，他虽然一开始就遭到无情的批斗和人格的侮辱，给他的身心带来极大的压力和创伤，但他仍在1969年被平反之后，全身心的投入到中国新闻的对外报道工作和对外记者的队伍建设工作。很多曾经与他一起共过事的同事，都对爸爸给予很高的评价。曾经是青海分社记者的赵淮青叔叔写道：“他为新华社对外报道事业立下汗马功劳。为各省的对外记者‘立足地方、面向世界’创造条件。”曾经是四川分社记者的范畦叔叔写道：“他的才识、诚挚、对他人的关心，都给人以好感，大家不仅折服于他的业务领导能力，更敬重于他的人品与精神。”曾经是多年驻外记者，又是爸爸最好朋友的于谷叔叔描述爸爸是一位当年写过不少战斗檄文的学生，一位多年热爱并认真从事新闻事业的干部，一位勤勤恳恳忘我工作的同志。他逝世后追悼会上的悼词对他的评价是“不知疲倦，忘我工作的优秀共产党员和新闻战士。”

人生下来就是要为这个世界做有益的事情，但我为它做的太少。

1978年是中国政治社会孕育变革的重要一年。爸爸在78年12月13日给于谷叔叔的信中写到：“这一个多月来，国内大事甚多，件件使人舒畅……明年，工作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了。中国，应该搞建设了。哪有一个国家不搞建设啊？”当时爸爸的喜悦心情油然纸上。11月6日至12月8日，新华社召开全社的对外工作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因对外部是主角，爸爸为之十分忙碌，以至于他一直腹部疼痛，都未去就医，而坚持开会。他在给于谷叔叔的信中概括了此次会议的重要性及收获：“会议开得不错，解决了：一、重新提出的世界性通讯社进军问题，要在新闻报道、设备技术、人才建设等方面向世界性通讯社迈步；二、全社上上下下（包括国内分社）要坚决贯彻内外并重方针；三、在对外宣传上要大力抓真正的新闻，要密切联系国外实际，及时解答国外对中国关切的问题。以上这些都订了具体措施。并且要改变机关衙门化，用办通讯社的办法来办通讯社，要学会写出合乎新闻规律的真正新闻。”

然而，这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并主持对外工作会议，他未能继续实践他为之努力和提出的对外报道原则，并享受和亲眼看到之后三十年我们国家对外新闻报道的巨大变化。长期积累而未能早期治疗的癌症终于让他在这次会议之后就停止了工作。医生的第一次诊断就是晚期癌症，那一年，他只有54岁，不论是国家变革的大形势，还是他希望以他的经验和精力大展宏图的状态，都是做事的最好时刻。

但是，癌症病魔让他不得不放下工作在家养病。从发现病情到他的去世，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他遭受病痛折磨的这段时间里，他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尽管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很严重，但他积极配合医生，希望能在病好后继续工作。他以顽强的意志和积极的人生态度对待病魔和他热爱的新闻工作。他在去世前给于谷叔叔的信中写到：“目前，我元气大伤。但我并未向疾病投降，我力求战胜它。尽管我已在走向马克思老人家的住地的路程中，走了百分之八十路程，后来又折回来，现在也不能排除我面临的危险。我并不悲观。即使马克思一定要我去，那是不可抗拒的。我也不丧气。只是我还不算年老，我还要为人民做工作，我过去作得太不够，我需要今后做多一些，做好一些。人生来就是为这个世界作有益的事情，这是我的心愿，希望我能实现自己这点小小的愿望。对于生死我已无所畏惧，感到对不起这个世界的是我为它作得太少。”然而没想到的是，他这小小的愿望，却未能实现。78年9月，由于一个医疗事故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爸爸在未能留下一句话的情况下，突然的和永久的离开了我们。爸爸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新闻事业，但他仍旧觉得自己做的太少。联想起他对我说的入党意味着奉献这句话，他是这样希望和要求子女的，他自己的一生更是按照这样的追求和理解去实践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正值爸爸去世三十周年，他去世的那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在他五十五年短暂人生中，解放前，他探索和追求真理，并投入到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艰苦斗争中。解放后的三十年，他以自己的满腔热情投入到建设新中国的热潮，并以坚定和成熟的信念经历了各种不断的斗争与历练。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他为之追求的革命事业和他深深热爱的新闻事业，却在中国最好的三十年时光到来之前匆匆的离我们而去了。我深深的怀念我的爸爸，怀念他那永远难忘的音容笑貌，怀念他与我们很少但是难忘的相处时光，更加怀念他教我们如何做人与做事的言与行。

写于2009年5月3日